清代史家趙翼曾經寫過「國家不幸詩家幸」這樣氣派凜凜的詩句。詩句的意思是：國家遭逢刧難，實屬不幸，然而刧難卻能成就偉大的文學作品。趙翼所指的「詩家」是金朝末年著名的詩人元好問，但句中對藝術價值的執著與高舉，以及大膽地將「人民苦難」與「不朽藝術」放在天秤兩端作比對，卻是儒家主導的古代中國所少有的創見，其氣派也體現於此。
太平日子，會摧毁靈感，動盪時代，能造就藝術。以前我也曾如此相信。活在太平盛世的寫者，肯定不及活在動盪流離的寫者般，容易從日常生活中提煉靈感，寫出深刻的作品，因為動盪的環境更能觸動人類的思考和創造力。
然而，這終歸只是紙上談兵、未經實證的書生之見。及至近年時局翻天覆地變化，每個人都被迫置身於洶湧時代巨浪，我才赫然發現「亂世出文章」這種講法大有問題。或者應該說，這講法不夠完整，至少要加一個註腳：動盪固然能夠刺激創作，但紅線卻會扼殺創作，一正一反的作用力有時會互相抵消。
事實上，活在亂世的寫者，耗費最多心力處理和思考的，往往不是什麼「偉大的創作意念」，而是「書寫的策略」―― 當面對越來越荒謬的環境，他或她必須重新審視過往的書寫習慣，並認真思量以下問題：此後我應該寫什麼、怎麼寫，才不至於喪失原初的書寫動力、樂趣和意義，同時又能避免陷進太過危險的境地？
這是既複雜又艱難的考量，而且也不易向他人言說，只能孤獨地進行。
雖然世上有「自我審查」這個現成詞，但上面提到的「寫者的考量」卻是層面廣濶得多、包括方法與動力等方面的綜合式考量，所以我認為還是自創「書寫的策略」這個詞比較適合。
在歷史的長河裡，很多時代的很多寫者應該都曾耗費心神思考「書寫的策略」，然而它卻一直沒被賦予一個名字。
「無名」這件事本身很富啟發性。任何事物或狀況都是先被人注意、繼而被加以命名，然後才成為被公開言說和談論的對象，否則它簡直就像不存在一樣；如此說來，「書寫的策略」這件事，至少在中文語境裡並沒有被認真和深入討論過。
那麼就由我不揣淺陋，來開個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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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推想，「書寫的策略」大概有兩類。
第一類，是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完全切割式」。寫者像切除腫瘤般決斷，自行和所有可能具風險的話題徹底割離，然後在剩餘的無可無不可風花雪月話題中尋覓文字安身之所。
這看來簡單，實不易為。因為風花雪月也得有風花雪月的心情。昨天才去過葬禮今天哪來興致到樂園狂歡？所以真能做到只談風月的，恐怕是那些自稱「討厭政治」、或時常叫人「不應把一切政治化」的天生a-political寫者。
至於相信什麼都和政治有關的寫者，做不到削足適履（風花雪月的「履」怎看都太細），只好另取他途。這第二類策略，大可稱為「天花亂墜式」。寫者會大量使用隱喻、象徵、借代、反諷、反問、搞笑、誇張等曲折曖昧的修辭手法，務求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仍能婉轉表達出部分想法。而這種策略無疑是現時最常見的文章風格。寫的人總算對得住良心，讀的人又能用笑聲痛擊荒謬，雙方皆能紓緩緊繃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