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世界裡，「以古諷今」是很好的保護衣、安全罩。歷史總是以變奏方式不斷重覆，過氣朝代的邪惡與昏庸既然已有定論，正好挪移引述、借題發揮，用來暗喻此時此刻的謬亂癲狂。把重點放在遙遠、封建的歷史，轉個彎抹個角地述說內心的憤怒、不齒與嘲笑，當然比沒遮沒掩地直抒胸臆、直陳不滿，要安全得多也蘊藉得多，可謂一舉兼得「人身安全」與「爾雅文風」兩利。
近日重讀藏書家黃裳（1919–2012）兩本舊文集，但見保護衣的衫影處處，不禁會心微笑：我懂，我懂，你猛談清朝文字獄、清朝禁書抄書，其實心中所念的，是文革的舉國若狂與人性敗壞；在歷史的保護衣下，在「今劣於昔」的論述下，你得以發出最尖刻的嘲諷。
十年文革，恒河沙數的中國知識分子被批鬥、被關牛棚、被送勞改，再加上被抄家，便構成一套「文革臭老九全餐」。知識分子家中最多就是書，所以抄家也是抄書。四九年前當過記者和編輯的黃裳，從青年時代開始便熱衷收藏明清古籍，三十年來買書不輟；「毒草」盈室，文革時自然難逃抄書厄運。他的數十年心血珍藏，於1972年某天被抄家者毫不客氣地全部運走：「三十多條大漢，兩部運紙卡車，浩浩蕩蕩向我的住所開去。車上帶了幾捆麻袋，人們花了一個整天又一個上午，總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運走了。」（《榆下說書》之〈祭書〉）
革命小將不用拿warrant，趾高氣揚到處抄家、沒收財產，對於長期生活在重視私產權的民主世界的人，是超乎理解範圍的咄咄怪事，不過在人命還不如草芥的時代，私人財產算個啥？況且理論上的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產。失書的錐心之痛，無以排遣，翌年黃裳由幹校返回上海的家養病時，索性拿出抄家剩下的幾卷貴重清代高麗箋（紙箋空白無字，所以沒當作「四舊」被抄走），用小楷毛筆在箋上默寫「亡書」目錄，以及得書經過、舊書坊故事等，以洩悲懷。「明知不配用這樣的舊紙，但還是寫了。我想，除了檢查、交代、滙報外，我還應該有些另外白紙黑字的東西。」這亡書記，於文革結束後被出版成書，名為《前塵夢影新錄》。上網查找書影，始知銅鑼灣的中央圖書館參考部竟存有此書，四冊一函，線裝手稿本，可供館內借閱，不過電腦目錄卻把作者名字搞錯了，寫成「黃棠」。
黃裳失書若干年後，四人幫倒台，文革落幕。在他努力爭取下，一些零散殘本獲當局發還。撫書追昔，思潮起伏。他後來自編的散文集《榆下說書》（1982初版）和《榆下雜說》（1992初版），皆可視作「關於書之歸去來」的主題著作。隨意翻讀，皆是書的失而復得：「找回長久失去的舊書，是一種快事。深夜獨坐，一燈熒然，一本本地翻看……好像每本書都向我爭相訴說著一個長長的故事」（《榆下雜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60頁）；「最近又找回了一些舊書……幾經亂離，居然重新又回到自己手中，真是『相逢如夢寐』。舊書還是老樣子，至多也不過添加了些蛀孔、水痕，但我自己，卻已由一名中學生變得兩鬢蕭疏，這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的」（同上，148頁）。
書本重歸主人懷抱，勾起前塵書事書緣，但黃裳下筆很輕，感慨是有的但並不沉溺於傷感，就如作者自言，書去之日，並沒李後主式的「揮淚對宮娥」。跟傷痕文學的甸甸沉重不同，這是我讀過關於「文革書劫」最情感真摯綿長、但輕省疏朗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