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者為保存自己的寫作生命和創作熱度，會對題材有所設限，對內容和形式作出必要調整，是為「書寫的策略」。不過因為這一切皆在寫者的腦袋裡發生，且紅線也十分飄移，所以讀者單從最終面世的內容，實難以準確判斷寫者進行了多大規模的改動，有哪些原初構想的辭彙和句子被刻意隱去或改頭換面。好比一間百貨公司的櫥窗，本來琳瑯滿目，後來日漸凋零，但顧客單憑肉眼卻只能直接觀察到窗櫉如今「剩下什麼」，但櫉窗已經「沒了什麼」，就只能靠細心的顧客自行回憶和推敲。
假如後世有學者若想確切了解這個時代的禁忌與禁語，他幾乎是無跡可尋的，只能從法律條文、法庭案例、領導言論等去猜個大概。相比起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殖民地香港，那份禁忌禁語「清單」就清楚分明得多了。
民國時代的著名編輯鄒韜奮（1895–1944），曾於1936年來香港辦報，宣揚抗日。這位以主編《生活週刊》和創立生活書店（三聯書店前身）為人熟知的上海報人，曾在一篇談香港經歷的文章裡，以熱情活潑筆調描述三十年代香港之新聞檢查制度，很值一讀。（〈在香港的經歷〉，收錄在《韜奮和生活書店》，台灣新銳文創，2018。）
英國最初殖民香港時，並無意建立審查制度（但會把影響國際關係的報人驅逐出境），直至1920年代爆發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當局有感操控媒體之重要，才在1928年5月成立「報紙檢查處」，負責審查全港所有華文報章。所謂「報紙檢查」，做法就是報館要在報紙出版前一天拿去送檢，檢查官認為內容「合格」才能印行。那時的報館主筆，明知躱不過審查，所以才不管什麼「寫作的策略」，反會盡情試水溫、探紅線：在社論裡直書己見、痛批時政，然後拿去送檢，順道測試當局查禁的關鍵詞和所能忍受的底線。至於被檢查官刪掉的內容，便以「開天窗」或「打××」方式處理。所以那時的香港報紙，翻開滿紙都是空白、交叉或方格。
如今人們理解的「開天窗」，通常是指報紙作者不滿報館某做法而抽起自己稿件，以空白方塊喚起公眾關注（譬如《明報》當年解僱安裕）；又或八九那年《文滙報》的「痛心疾首」，是為表達極端悲憤而刻意留白。但據鄒韜奮憶述，1930年代香港報刊的「開天窗」並非刻意的抗議，而是檢查官效率太低，沒能準時完成檢查所致：
「有些報紙上的社論被他們（報紙檢查處）完全抽去，因為夜裡遲了，主筆先生走了，沒有第二篇趕去檢查（送檢），第二天早晨社論的地位（位置）便一大片雪白，完全開著天窗，這是他處所未見的。」
到底是刻意還是無奈，是實情還是反諷，已難查證，但「開天窗」是官方蹂躪言論自由後留下的傷疤，卻是不爭事實。紙上明晃晃的白洞，令人一眼得知有內容被抽走了，審查行為於是變得「張揚」。因此我總是想不明白，那時的殖民政府為何沒有強制要求報紙出版時必須泯除被審查過的痕跡？官員明刀明槍做壞事，民間光明正大展示壞事的遺痕，每想到此，便覺得英殖時代的香港高官，可能在老家沒做慣這種事，所以專制得來有點「兒嬉」，不夠凶狠決絕。
近讀專研近代言論史的傅國涌寫的《文人的底氣》，發現他對民國時代大陸報刊的「開天窗」也有類似感喟：
「蔣介石對言論的鉗制要比北洋軍閥更厲害，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