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不到，位於英國牛津郡胡士托鎮（Woodstock）的邱吉爾莊園（Blenheim Palace），最近竟成了我的「遠足據點」。
這裡其實是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Wintston Churchill）的祖輩John Churchill（1650–1722）因戰功彪炳而獲女皇（Queen Anne）賜地興建的家族莊園。它也是全英唯一使用「Palace」作名字、但並不由皇室擁有或居住的「皇宮」。 邱吉爾莊園佔地二千一百英畝（一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是四十七英畝），主建築群被偌大的湖泊、草地和古老樹木包裏著（其中有六十棵是中世紀橡樹）。綑著莊園的邊走一圈大約需要兩小時，無論長度和難度都跟香港家樂徑差不多，我這潺弱書生因而成了常客，不時過來輕鬆健行，鍛鍊體魄。
最初來這裡是因爲喜歡邱吉爾。邱吉爾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然而二戰時帶領英國人奮戰的氣魄，教我由衷折服。應該就像今天我們都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深深折服是一樣道理吧。在情況極度惡劣之際，二人皆以非凡的領袖魅力和堅毅果敢，團結起全國人民。
早一兩年曾閱讀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共有六卷，尚未讀完），當時甚為驚訝：一個運籌帷幄、領導作戰的政治人物，竟擁如此斐然文采！諾貝爾文學奬算是頒對了。後來才發現是自己太無知，搞錯了時間順序：邱吉爾年輕時已享文名，後來才因打敗納粹而以政治領袖之名留存青史。事實上，他的寫作和演講才華，助他寫出振奮人心的戰時演講辭，是燃起全英抗敵意志的重要因素。
語言，也是他的武器。喜歡寫作的人，很難不認同邱吉爾在歷史汪洋留下的文字，比很多全職作家更擲地有聲。
邱吉爾的演講辭亦早已成了英國「國粹」，象徵著英人某種精神面向。你可以想像，當澤連斯基今年三月在英國下議院視像演說，化用了邱吉爾著名的「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演辭時（Zelensky版本：We will not give up, and we will not lose. We will fight to the end in the sea, in the air. We will fight for our land, whatever the costs. We will fight in the forests, in the fields, on the shores, in the streets.），會如何勾起英國人對戰爭的歷史記憶，感同身受烏克蘭人的苦況。
邱吉爾講過，他人生兩個重要「決定」都在莊園發生：to be borned and to marry。前者當然是說笑（算是邱式幽默？），但他確在莊園成功求婚，覓得妻子，地點就在湖邊一個避雨亭。其實如果邱吉爾沒有成為邱吉爾，Blenheim Palace只是又一個貴族景點，不會像現在擠滿慕名來看「邱吉爾的莊園」的人 — — 雖然諷刺地，邱吉爾並沒做過這個莊園的真正主人。
